学界公认，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无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这里至少走出两位有影响力的学界大家，一位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他精通经史，著述宏富，尤以治文史校雠之学而名著于世；而成名晚于钱基博的钱穆则有着“一位国学大师”、“当代鸿儒”、“国学界泰斗”等美誉。他通过数十年的钻研与教学，不但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还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史学研究人才，影响力延续至今。

与民国时期很多有留学经历的学人、大家有所不同，钱穆中学时代辍学后因家庭缘故便没有继续深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完全靠自学成才。而他学术思想的形成也与他年轻时扎根乡土勤学苦读不无关联，他的勤奋、开放与包容品格都深深地烙下乡土文化的印记。而，重新挖掘纪念钱穆的精神文化内涵，思考如何将这一批出色的乡贤文化资源与当代无锡的发展紧密联系互动起来，无疑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看得见”的钱穆

钱穆先生著作等身，遗著有71种，1000多万字，涉及到史学领域的多个方面，后辈难望其项背。

无锡日报记者查阅公开的文史资料了解到，20岁的钱穆在梅村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学校执教时，在课余时间撰写了《论语文解》一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随后他又将阅读浙江官书局刊行的《墨子》一书的批注汇集为《墨经语暗解》陆续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后来他在任无锡师范国文教师时，将他自学和教学《论语》、《孟子》过程中的心得，撰写成《论语要略》、《孟子要略》两书，均被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入《四书释义》中。钱穆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在传统文化领域有了深厚的功底。

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振康介绍，清末，康有为为了给他的维新制造舆论和出于今文学派的偏见，抛出了《新学伪经考》的论文，提出先秦的许多经书是由汉代刘歆伪造出来的。钱穆对此早有反感。他在深入钻研大量典籍的基础上，撰写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原题为《刘向刘歆王莽年谱》）对康有为的错误论断一一进行了指正，论证严密，廓清了刘歆编造群经的说法。《自序》发表于1930年3月南京《史学杂志》2卷1期，全文刊载于《燕京学报》第7期，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钱穆由此知名。

随后，由青年步入中年的钱穆在学术上逐渐进入成熟期。他对清代以来学术界轻宋学甚至反宋学的做法和近代的西化思潮深为不满，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时，酝酿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北大教学时完成书稿，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5月出版印行。这是钱穆的又一部巨著，指出明清思想源自于宋学，论述了自晚明以来诸多思想家的学术思想。

钱穆在北大曾讲授中国通史，抗战爆发后在西南联大又开设这一课程。在此基础上他将课程讲义整理写成《国史大纲》，这部50万字的皇皇巨著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大学教材。此书叙述了自虞夏至民国初年的我国历史，简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世运兴衰”和“人物贤奸”，是他史学的代表作。

钱穆一生中研究触角深入到国学的诸多方面，有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政治、佛学等，撰写了众多著作。这些都是功成名的钱穆，大家很容易“看得见”的地方。

■“看不见”的钱穆

无锡日报记者了解到，钱穆取得这一系列成是其长期甘坐冷板凳，勤学苦读积累的结果，彰显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古理。

日前，在钱穆曾经担任校长的泰伯市立初等小学（现无锡市后宅实验小学），一批民间研究人员聚于此召开纪念钱穆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与会人员戈文辉颇为感慨，“学校较为偏远，如果没有人带路，很难找到地点。难以想象，在民国时期，青年钱穆扎根乡间达十年之久。现在的青年很难有如此定性了。”

长期从事钱学研究的钱志仁先生介绍，钱穆的正式学历是中学生：1901年（7岁）入私塾，1911年（17岁）春，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五年级，“深夜倚枕，继烛私诵”,此时,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由于时局，学校停办，又投军未成，他只得回到七房桥。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但他矢志自学，刻苦读书。1912年，18岁的钱穆，“辗转乡村小学，执教谋生”。直至1922年，他在上海《时事新闻》副刊《学灯》上的文章，被集美学校教务长、研究史学的同乡施之勉看到，大为赞赏，故立即引荐他去厦门。十年乡教至此结束。

“十年乡教生涯，写在文章里只是几个字迹而已，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有机会，都能钱穆年轻时待过的地方去实地感受一下。”戈文辉自称对钱穆的了解并不算深入，不过，在自己实地感受钱穆教学之地后感触颇深。民国时期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各种思潮此起彼伏，钱穆能沉下心来在乡间治学读书实属不易。

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黄树生博士考证，钱穆先后任教于秦家水渠三兼小学、“华氏私立鸿模学校”（前身即果育学堂）、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创办于民国二年，今无锡新区实验小学）。在乡间教学的前四年他还答应同时兼鸿模学校的课。1919年秋，在荡口、梅村辗转服务八年后，钱穆转入泰伯市立初等小学，任校长兼国文课。时年25岁的他雄心勃勃，在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dewey）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自主开展新教育实验改革。三年后，钱穆辞去后宅小学校长和泰伯市立图书馆馆长之职，转入无锡县立高等小学（今无锡市连元街小学）任教，这是无锡地区在戊戌变法之前早创办的洋学堂。至此，钱穆在无锡县城乡不同小学任职的教育生涯累计10年半。

“课务虽然非常忙，钱穆用功依旧，‘朝夕读书’，被同事誉为‘博学’之人。”黄树生说，在厦门集美学校短暂的一年教学后，钱穆又返回无锡任教中学，随后在无锡和苏州地区的中学里任教8年。

他的侄子钱伟长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在苏州任教（中学）时，朝迎启明、夜伴繁星的苦读，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时而豁然开朗。我看他读书的滋味，简直胜过任何美餐。”正是那内心的喜悦促成向上的动机，让钱穆找到了自我真正的价值所在。

正是因为长期在基层治学、读书，他得以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很好地弥补了他在学校教育方面的不足之处。当时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钱穆的著作后，对其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称赞“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部著作也”。并向钱穆建议:“君似不宜长在中学里教国文，宜去大学里教历史。”此后，钱穆有了更广阔的学术平台。

■如何激活乡贤文化

钱穆的父亲叫钱承沛，因健康原因，无意仕途，在七房桥设馆授徒。儿子相继出生后，他便把厚望寄托在儿子身上。钱穆从他父亲的身上，看到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士绅所起的重要作用。钱穆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温情与敬意”，甘做传统文化的守护人，坚决反对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主张，这与他早年乡村生活的体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钱承沛在钱穆身上寄予很大希望。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其父精心教育，效法孟子三迁，不辞辛苦，择邻而居，把他送进了荡口果育学校。该校师资力量。既有深厚旧学根基的宿儒，又有留洋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在这里，钱穆受到极为良好的启蒙教育。曾游学上海、思想激进的钱伯圭老师常与学生们研讨“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这个问题，曾拉着他的手说，《三国演义》开篇即称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一治一乱，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像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中国以后要学它们。钱穆晚年自述：“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以启之。”

多位研究人士表示，无锡能走出钱穆等众多学术大家并不是偶然的。在清末民初，无锡以重视教育享誉全国，清末时，无锡城乡已开办有规模的新式学堂120多所，后来还被民国政府评为“教育模范县”。钱穆所读的果育学校，是清末无锡乡间一所新式小学。钱穆生于斯，长于斯，乡土文化影响其一生。

然而，无锡日报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市学界对乡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还远远不够。如何让钱穆等无锡文化名人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这是摆在当前的一个课题。“当前无锡对于钱穆等名人精神内涵的研究和弘扬工作之所以薄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力量过于分散，研究、纪念活动也有，不过是各搞各的，难以拧成一股绳，有种欲振乏力的感觉。”陈振康说，以钱穆为例，在台湾、香港研究其思想的学术论文集出了一本有一本，而作为他的家乡还拿不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不少热心人士建议，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创新，将这些无锡乡贤名人集中进行研究和展示，让本地的乡土文化不断传承、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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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文化积淀丰厚。这里有号称天下书院的东林书院，历来学风悠久，文风兴盛。自魏晋以来，江南多望族。无锡钱氏是文化望族，文人名士辈出。无锡有一句老话“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说的是无锡钱氏至少出了2位学术大家：教育家钱基博是出自七尺场钱氏，而钱穆便是七房桥钱氏。

在那个年代，钱穆很早开始便扎根家乡基层，默默在学术上耕耘，长期受到乡土文化的熏陶。他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理念,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抗战之中他曾经大声疾呼“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晚年他还不忘向世人疾呼：“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