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器皿和出土文献资料所蕴藏的文化—美学含量，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文献）的新成，实证性地为中国美学史的“新学问”，提供了“新发现”，使得研究者重新面对和考量已有的对象和结论。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所阐释的“三类比较论”，对于近、现代宏观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具有崭新的意义。地下和地上，出土和传统，文献和实物，或互证，或反证，或补证，其近缘关系，为深刻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转换亦即历史维度——审美维度的价值重构奠定了基础。出土文物（文献）从多方面对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经验产生早期积淀，形成诸多审美原则，从而在审美的普适性上泽被深远。 

　　20世纪以来，中国文物、考古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有些成果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大量出土的文物器皿以及附着其上或单独呈现的文献资料，文化——美学含量十分丰富，对整个文化界的繁荣、发展是有力的推助。殷墟甲骨的发掘，成了一门古文字学——甲骨文的形成以及殷商史的研究。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加速了敦煌学的形成。汉画像石为汉代美学研究打开了通道。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砖雕，为《世说新语》的传世纸本提供了鲜活的标本。几十年来，马王堆、法门寺、曾侯乙、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文化热，并成为新学科、新学问。

　　摘自吴功正《出土文物（文献）与中国美学史》，原载于《齐鲁学刊》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