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古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曾经重要的亚欧大陆商贸文化通道，凝结了沿线沿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为促进东西方思想交流和文化交融做出了的历史贡献。它已经被凝练为“一带一路”的魂，成为支撑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底蕴。因此，“一带一路”需要以文化认同带动民心相通，从而夯实各国互联互通的社会心理基础。

　　本版从起陆续刊发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的系列文章《透视“一带一路”文化发展的取向与维度》，以飨读者。

　　中华文明曾以博大绚丽之姿影响世界。历经曲折后，的中国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姿态逐步回到世界舞台中心，文化影响力却成为中国国际形象中的一块短板。在开拓“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新格局时，应统筹考虑，把中华文明与和谐追求纳入这一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实施方案。

　　构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应以做好其产业发展规划为前提，洞悉“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则是做好规划的先决条件。“一带一路”是在新的起点上，通过企业“走出去”来对外输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周边的发展繁荣，从而带动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再平衡，形成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战略诉求。

　　作为新的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提升。它的意义不仅在拓展经贸关系上有经济价值，而且关涉地缘政治的改善，旨在通过推动与相关的人文交流实现文化突围，进而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现实性而言，“一带一路”沿途大多为发展中，其发展受经济水平限制，市场规模有限，不同程度地存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成熟、行政效率较低等问题。一般情况下，这些的通关效率低、营运成本高，一些还存在政局动荡、宗教极端势力活跃等影响通道安全的因素。此外，还要妥善处理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南海和东海海洋权益争端凸显的背景下，一些对中国的戒心增强，这些复杂因素应引起重视。

　　只有通过文化的弥合作用，积极争取相关的合作和投入，使其成为这一轮对外开放的利益相关者和坚定支持者，得到它们的真心支持，“一带一路”才能建设得更好，走得更远、更安全。

　　因此，我们在规划理念上要有全球视野和战略意识，要把握方向并找准规划的着力点，这是制定科学合理、有指向性、可落地、易操作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前提。与之相应，它需要依托升级版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和运作方式”，以契合当下文化产业发展进入的新周期——高速平稳运行的“超常态”发展。

　　做好面向“一带一路”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要以的理念作指导，注意保护规划资源的稀缺性。

　　文化产业规划应注重文化发展，通过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发展的目标，体现文化产业是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式和手段的时代特征，注重文化资源的积累和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弘扬，以及文化创意创新能力的提升，旨在为社会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一种文明体系演进的路径。其特点是产业规划见效周期长，在现有条件和社会环境下执行力不足，但从长远看，它着力于提高社会的文化创造性活力和文化的文明建设与发展水平，“文化软实力”是它的一个重要价值指标。

　　令人忧虑的是，在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断提高的光环掩盖下，只见“产业”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愈加泛滥，这种缺失内容（这恰是软实力之基、文化产业之核）支撑的文化产业，能否创造出真正的社会价值？有多少文化产业产值是由文化制造业和零售业贡献的？事实上，直到2012年，我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创造的增加值才超过“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即文化内容产业的比重超过文化制造业。

　　在这个背景下，讨论文化产业的规划理念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所谓“规划理念”，是基于规划在本质上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它必然关涉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体现出人对经济利益或精神价值追求的偏重而格外呈现迥异的价值旨趣及其现实结果，旨在纠偏现实中规划的过度功利性、短期性与同质化。

　　有学者指出，编制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产业化”，却使文化产业规划的研究编制从科学转变成为一个纯粹的赚钱工具。这促使我们沉思什么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在理念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必须要有底线思维和伦理尺度意识。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背后是健康、理性、高尚的文化观支撑其品位，它不能也不应与人类社会的主流精神相背离或背道而驰，更不能把伪文化和反文化的东西纳入规划。

　　如果说，随着大众创新时代的来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及其创意是一种稀缺性战略资源，而文化产业是掌握这种资源的有效方式，那么，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同样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在稀缺性资源面前，我们不能“任性”。坚守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严谨性、严肃性和高端性，必须在真实调研和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规划。（作者范玉刚为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来源：中国石油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