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缘何保持强大生命力？

　　——当代作家、学者王蒙教授在“政协大讲堂”上的演讲摘录

　　目前，从全国来说，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讨论、出版、研究都非常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究竟在什么地方，说法不一。有的专家以“阴阳五行”作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有的认为“儒雅的思想”是其特色，还有筷子文化、稻米文化等不同的说法。，我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是中华文化的道德主义，即“泛道德论”“泛善论”，强调人应该向善，道德应该成为社会一切的核心。其次，从世界观、哲学上来说，中华文化是注重整体思维的文化，即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简称“泛一论”。第三，中华文化讲究机变，是可以灵活机动、不断变化的，这又称为“泛化论”。

　　■泛善论

　　对于中国人来说，其文化首先强调的是人与道德，即“人性是善良的”。如果能很好地培育这样的善良，世道人心便会是美好的，修齐治平也都会是好的。

　　中国文化在古代首先是美德文化，对人的美德有各种各样的描写。用一个字概括，孔子讲“仁”，仁者爱人；孟子讲“义”，义礼即原则。用两个字总结，则为“孝悌”。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如果一个人从小知道孝顺父母，懂得对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也以善良的态度，那将来不可能是犯上作乱的坏人。具体来说，有“三德”“四维”“五德”“八纲”。三德，即智仁勇。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四维”，即礼义廉耻，再加上四个字，便是“八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除此以外，还有不止一个版本的“五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惠敏。其中，“温良恭俭让”主要讲的是君子之风。而“恭宽信惠敏”更多是针对官员，以及掌握权力的人。“恭”既包含了人际关系中的恭敬，也包含了对各种事情认真的态度；“宽”说的是官吏不宜太苛刻；“信”是说话要兑现；“惠”即要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给他人带来方便；“敏”既有效率的概念，又表达了能否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敏锐察觉到人民、社会、家国的利益。

　　以上这些都集中地表达了中华文化对道德观念的推崇。中国人认为权力的合理性在于其正义性，掌权人的道德水平高尚，这是家国之福、众生之福、蚁民之福。这一说法至今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影响。“以德治国”至今作为治国方针之一而存在。孟子说，仁者。一个的君王如果能做到爱臣子、爱百姓，能于天下。在治国理政上，孔子认为，用行政措施来引领、用法律来管理，都不如用道德、用“礼”来约束。尽管历史上的皇帝、大臣不一定能做到以德治国，但是仁义道德的这些说法已经深入人心，老百姓期待的是以德治国、以德为政。而且，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理想主义对中国封建帝王的权力有某种约束、监督和引领作用。从《万历十五年》和《明世宗传》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

　　除了以道德为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以外，孔子、孟子还提倡在社会上培养精英的道德，这里所说的精英是君子。关于君子的说法，有不少说得很精彩。孔子常常对比君子和小人，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等。

　　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无为而治。孔子曾说过，无为而治是大舜的治国之道。无为而治在中国呼声很早，其实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非常接近。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想法，是大同社会，整个社会奉行天下为公的观念。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自古以来既有大同社会的理想，又有无为而治的理想。马克思认为人性是向善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人类的自私、嫉妒是由于财产的私有化而造成的，如果没有财产的私有化，大家都是仁者爱人。当然，无为而治、大同社会的提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产生在年代上相隔甚远，但是两者在文化萌芽上有相互呼应之处。

　　中国必须推行现代化，建立法治社会，但是，中国同时必须正确积极评价传统文化，如果不注意掌权者的道德形象，是自绝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绝于人民。所以要强调德才兼备。

　　■泛一论

　　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重要的是在这个整体中找到关键，这个关键是“一”。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侯王如果得到“一”，按照“一”来办事，能成为天下的规范、法则。孟子认为，天下定于一。中国还有个很有名的说法：一是一切，一切是一，原文出自于《华严经》。我早读这句话是在郭沫若的诗中：“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所以中国人说一切首先是一，还是一。

　　中国有一些说法，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首先，是“天人合一”。中国人注意到，在人的身上表现了许多大自然的特点，大自然也表现了很多人的特点。这方面，淮南子讲得比老庄、孔孟还多，他认为，大自然和人是非常相近的。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河流，人有血脉。

　　人和自然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中国人这么重视道德，那么道德的依据是什么呢？不管是孔孟，还是老庄，他们都认为：道德从天地而来，天地是道德的榜样。《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和老子的说法还有些不同，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老子还有另外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实际上是把人类之间的活动、天的活动、地的活动、大自然的活动都结合起来。

　　中国强调统一和整体，什么问题都从根上讨论，所以中国人有一种对哲学的特殊爱好。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分析的方式，把什么东西都一块一块分开，越分越细，这一差别在中医和西医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中国人求“一”的文化，优点在于考虑问题非常全面，缺点是缺少严格的科学、实证精神。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上有不理想的地方，这和整体性、统一性的思维有很大关系。从晚清、五四以来，我们也逐渐接受了一些科学的思维方式，譬如细节决定成败。这和毛主席在《矛盾论》里所认为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能迎刃而解的观点不一致。我们在了解中国一体化思维，强调一元化思想的同时，也应当汲取分析性、逻辑性、计算性和实证性的思维方式。

　　■泛化论

　　中国文化缘何几千年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除了道德化和一体化以外，中国文化还保持着机变，是机动的、可以变革的。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提出万物是与时俱化的。《尚书》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每个事物每天都会有新的表现和发现。《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人并不拒绝变化，自古以来认为应该变化的时候要变化。中国人对待一件事情有呆板的一面，也有特别灵活的一面，有时候甚至灵活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早在论语里，孔子分析过当时的一些名人，譬如伯夷、叔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譬如柳下惠，在社会发生了变化以后，不拒绝任何小的官职，但是在做任何小事时都必须按照自己的原则。孔子认为，人的选择是多样的，并不只有一种，尤其是说到自己时，孔子认为，自己既不是伯夷、叔齐，也不是柳下惠，自己无可无不可。孔子在对待“入仕”这个问题时，态度是“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他不怕别人说他是“官迷”，他希望自己能对社会起作用。孟子后来又对此作出分析，他和孔子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不过他说得更为具体：“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圣贤也是各式各样的。对于中国文化里的随机应变，不断革新、不断适应的这一面，我们要有所了解。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越搞越热烈，尤其是中国，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使苏联感到极大的压力，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打出了改革开放的旗号。当时很多西方政治家、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并不看好，他们认为苏联的立国方向和改革开放并不一致。但是，西方阵营里有两位政治家都在正式的言论中表达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肯定，其中一位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他们认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国人善于变化，改革开放有可能成功的是中国。我们应当从中国的文化中看到适应的能力、自我调整的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以及一边适应、一边变化又一边坚持着的能力。　（朱名佳　整理）

　　3月22日，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蒙教授受邀做客“政协大讲堂”，为无锡市民带来一场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几个特点”为主题的精彩讲座。王蒙先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切入，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凝练为泛善论、泛一论、泛化论三大特点。本报现将演讲实录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坛主小传>>>

　　王蒙　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任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名誉教授、顾问，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作品，作品翻译为20多种语言在各国发行。此外，在红学研究、老子研究、庄子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学术界影响较大。  

来源：无锡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