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本报记者　王一 

　　2017年年底，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上海文创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文创50条”的应声落地，为的是不断提升文创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作为以经济繁荣著称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何加大力度发展文创产业？本期《解放书单》邀请了长期致力于创意城市研究的两位专家诸大建、王如忠，分别从理论支撑和实践应用两个方向，共同探讨“文创产业与创意城市”这个话题。 

　　有包容，才有创意 

　　解放书单：十多年前，您发表了有关创意城市的论述，也在很多场合发表对创意城市发展的看法。您早对创意城市的研究因何而起？ 

　　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2003年，杨浦区开始推进校区、园区和社区的“三区联动”，我怀着很大的研究激情关注了整个过程。我觉得工业杨浦变为知识杨浦，为工业上海变成知识上海提供了范例，是上海发展成为创新创意城市的一个范例，有理由进行研究并推广。 

　　既然要推广应用要有理论的支撑。于是，我开始寻找既能支持我们的实践，也能对实践进行升华的创意城市的理论。正巧，2004年，一个芝加哥大学研究城市的博士来同济大学访问，和我聊起美国城市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出版不久的《创意阶层的崛起》。这是一本经典之书，研究文创产业或想了解这一领域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理查德・佛罗里达在书中提到了创意城市的“3T”理论（科技Technology,人才Talent,包容Tolerance），也提到了文创产业和创意阶层。从那时起，我开始指导自己的博士生以杨浦区为典型案例做创意城市的研究，并把它与杨浦区的三区联动概念整合起来，研究成果及其政策意义对上海向创意城市发展也都适用。 

　　解放书单：具体来说，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的“3T”理论，能够怎样助力于创意城市的发展？ 

　　诸大建：首先是科技与创意城市。关注城市兴衰机制的城市理论认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发展具有吸引力，常常表现为科技创新与新工业起步、业机会多和生活质量高，这带来了新住户以及新企业与投资的进入。在当代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创意经济塑造了城市发展的每个方面，知识和创意代替自然资源和有形的生产要素正在成为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接下来，人才与创意城市。创意作为一种时代发展的潮流,城市应该适应这种潮流，提供创意产业发展空间来吸引创意阶层，从而来助进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增长。在创意时代，人力资本或者人才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一个城市的竞争优势来自于能够迅速地动员这些人才和资源，把创意转化成新商业产品。因此，一个城市的优势的产生在于能够吸引人才。 

　　，城市要有包容性。特别是，人才都有个性，包容很重要。不只制度、思想要对人才包容，一个城市的硬件建设如街道设计与建设也要体现包容性。例如你在五角场创智天地，可以看到很多街道有人性化的尺度，路边有林荫步道，还有咖啡厅和书店，摆上些椅子，让人们随意交流，这样的街道有包容性。 

　　城市经济学家很早以前认为多样性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这是包容的体现。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认为，要想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区生发丰富的多样性，四个条件不可缺少：地区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是多于两个；大多数的街道必须要短，也是说在街道上能够很容易拐弯；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该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为什么目的来到这里的。这四个条件的结合能产生有效的经济资源。换句话说，多样性可以提高一个城市吸引创意人才的能力。 

　　这是“3T”理论，它简明扼要但是抓住要害。尽管距离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这个理论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它仍然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我个人认为，我们理解和建设创意城市，仍然需要吃透这个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 

　　解放书单：您曾经提出，从工业城市向创意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大学至关重要。通过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大学能为创意城市带来什么？ 

　　诸大建：大学是创意城市的智力中心。大学系统是科学、社会和创意领导地位的源泉。在过去的几十年，大学主要被认为是技术的发生器，但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大学在推动“3T”理论中的人才和包容这两个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一方面，大学是人才的吸铁石，在美国创意性排名靠前的城市都有一个的大学，比如硅谷附近有斯坦福大学、128号公路产业带附近是麻省理工学院。在过去，大部分城市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城市。因此，国际知名的企业往往选择具有投资价值的城市，然后人口追随企业，城市提供业机会给这些人口。但现在,创意城市是以创意化为导向的城市。创意阶层选择适合他们居住和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城市，的企业则寻找能给企业创造更高附加值和创造更多利润的创意阶层。 

　　另一方面，大学也是一个开放的社区，是一个提倡多元文化的场所。具有开放的思想、能包容不同的人以及各种行为的大学，在道德、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是产生多样性的源泉。 

　　有魅力的城市并不一定必须是大城市，但必须具有宽容性和多样性等风格。人们在这里应该能发现与自己兴趣爱好相同的亚文化团体，而且从与自己不同的亚文化团体中受到启发和刺激。每个人在城市中都会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它要求个人、群体、社区、城市等都要有开放性，能容纳各种不同的人群和他们的习惯、观念，让你在这个城市感到舒适、放松，有归属感。城市越大，对多样性的要求会越高。 

　　解放书单：城市的核心和灵魂是人，关注城市实际上是关注城市里生活的人，您刚刚在提到城市中的人时，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创意阶层。 

　　诸大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从美国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的《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中得到启示。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你会更加理解创意城市。通过这本书，你会发现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提到的创意阶层的形象在头脑中变得直观和清晰了。 

　　原来，我们的社会有三个阶层：农民阶层，对应着产业；工人阶层，对应着第二产业，接下来是服务阶层了。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服务阶层的大部分工作是创意较少的、重复的，而文创产业主体不是服务性的，不是重复的，于是，他延伸出第四个阶层――创意阶层。 

　　从大卫・布鲁克斯的《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中，可以鉴别出美国创意阶层的三个特征：一，经济特征。他们是那种能够把创意和情感转化成为产品和经济的人。大学教授、经理人、建筑师、设计师都可以列入这样的人群；二，社会特征。这些高学历的消费者以新主义的消费为特征，即他们愿意花昂贵的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例如花高价在住房中建设模仿大自然的淋浴间、坐飞机头等舱等。“这种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能让我们在身为平等主义者的同时，又能适度地炫耀自己的品位”；三，政治特征。“他们知道必须要吸引不同的团体，寻找折中的第三条路线，打着可持续发展、迅速成长和有目标的繁荣这类融合主义的旗帜向前行。” 

　　一个城市从传统城市变成创意城市的基本标志是，农民阶层、工人阶层逐渐变少，服务阶层先增多后变少，创意阶层逐步扩张并且成为主流。目前上海还处在服务阶层持续增长的进程中，创意阶层也在同步积累，我们还走在创意城市的路上。 

　　让文创的基因“活”起来 

　　解放书单：十多年前，还很少有人能认识到，一个的经济命运会与这个对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的创意开发紧密相连。您当时是如何开始创意城市的研究的？ 

　　王如忠（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其实，我开始创意城市的研究，是个机缘巧合。2003年，我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术访问，记得我当时每天买一张地铁一日票，去伦敦各大博物馆、艺术馆、剧院、设计园区走走看看，这一看，发现了伦敦迷人的地方――创意产业。 

　　解放书单：作为创意产业策源地的英国，创意产业发展迅猛。2003年的您观察到的英国创意产业有怎样的“英国特色”？ 

　　王如忠：英国在全球早提出“创意产业”概念，也是世界上个政府出台政策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后，创立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而且还设立创意产业工作小组，布莱尔自己亲自担任组长,大力推进创意产业发展。 

　　政府决策是伦敦创意产业发展的外部推动力，但伦敦创意产业的繁荣不仅是公共政策作用的结果，更与伦敦城市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资源、庞大成熟的文化消费市场密不可分。一方面，伦敦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创意产业领域的市场竞争，并制定相应的政策，给予大量的资金扶持，促进区域创意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伦敦政府利用英国力量，积极推动创意产业的跨国合作，力求扩大伦敦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让伦敦不仅成为英国的文化创意中心，而且成为世界的文化创意中心。 

　　当时，我发现创意产业对英国整个GDP贡献的占比额已经超过了金融服务业。从建筑、音乐、计算机游戏到电影等领域，英国创新、发达、多元化的创意产业已发展成为英国的支柱产业。那么，上海能不能这样？我当即调整了我那次学术访问的主题，从观察英国的金融产业变成了观察文化创意产业。 

　　解放书单：要将伦敦的创意经验在上海落地，这一过程顺利吗？ 

　　王如忠：研究这个领域后，才发现，在上海，创意产业有大量的实践机会，我尝试更多的是上海本土化的创意产业发展。我举个例子，2004年，田子坊地区面临拆迁。对田子坊地区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当时是有一些争议的。很多人认为文化艺术不赚钱，还不如搞房地产，对财政税收、对区域经济增长都有利；但也有人觉得搞文化创意产业有前途，建议保留田子坊的文化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我觉得要保留田子坊的创意产业功能，因为创意产业是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未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田子坊保留下来了，我们也正式开始了创意产业研究，成立了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当时，很多地方的老建筑、老厂房要转型为创意产业园区，我们开始做规划、设计，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帮助。我们还出了一本书，也是一本论文集――《创意产业：城市发展的新引擎》。 

　　从2006年开始，我觉得只说创意产业并不全面了，要提文化创意产业了。创意产业一定要有文化在里面，这才能体现软实力的提升，因为出口一亿美金的钢材和输出一亿美金的图书、音乐、电影肯定是不一样的，文化能够直入人心。 

　　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统计，“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这两个数字别有深意。在21世纪的，一个的发展，首先是一种对文化创造的全面设计。 

　　解放书单：在我国，尽管起步晚，尽管在GDP中所占比例还不高，文化创意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 

　　王如忠：其实，大家都发现了，近几年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其发展速度一直高于上海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2016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 的比重已超过12%。毫无疑问，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上海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同时也必将在上海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转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但不得不说，与国内外一些城市相比，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速度、比重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虽然在产业门类、市场规模、消费层次、行业监管以及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优势，但在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高端人才集聚、产业创新能力和活力、行业领军企业等方面，上海则存在着不小的劣势。 

　　其实，上海文创产业的基础很好，上海是中国出版业、电影业等的发源地。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基因，更应该延续下去，让它再“活”起来。 

　　解放书单：如何才能让上海的文创产业更好地“活”起来？ 

　　王如忠：上海要和兄弟城市形成错位竞争，需要从战略上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和市场化。 

　　所谓“高端化”指的是要从上海自身的科技、人才、市场等核心竞争优势出发，在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以及产业链环节的选择上，必须注重高附加值、高智力密集性、高科技含量、高创新性等特点。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地区之一，也是中西方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紧密的城市之一，这需要我们在作品的创意、生产制作、营销等各环节充分考虑国际市场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眼光。 

　　要走出去，把中国好的作品，通过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平台，推到国际上去。比如，上海有国际电影节、艺术节、上海书展等活动，全国各地的作品都可以到上海来“唱戏”，再走向国外。还要引进来，我们要形成一个平台，外国好的东西先都引进到上海，全国各地再来挑选，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 

　　众多经验表明，一个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成长，虽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呵护，但更多的还是应该依靠企业家的创新、创造精神并尊重市场机制的内在调节作用，这对于需要充分激发个人智慧和创造力的文化创意产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上海一直是全国市场管理规范、政府效率的地区之一，但与此同时可能也多少带上了一些“强政府、弱市场”的色彩，这要更多地探索文创产业的商业模式。不妨看看陈少峰、张立波所著的《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如何限度地降低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不必要行政干预或限制，极大地激发企业家、艺术家、设计家等的创意和创新活力。 

　　如果读者想更多地了解文创产业在城市中的发展，我推荐大家再去读读理查德.E.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和郭万超主编的《文化创意产业前沿》第二辑，可以对这个领域能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