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戴望舒(1905—1950)的三十年祭。我掬上一瓣心香，悼念这位有着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

戴望舒珍惜着自己的羽毛。他生前出版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四部诗集，加上集外的诗，笔者见到的有抒情短诗九十二首，另有《望舒诗论》十七则。这大体上是他在二十多年的时光里，时赓时续的诗歌创作的果实。

他的诗不算多，有积极意义的诗篇屈指可数，但是产生了影响。时光的流逝，使不少人的诗作沉湮了，而他的诗卷，至今还有人阅读，甚至是刻意模仿。在新诗发展的道路上，他以不多的诗歌构成了一座路标—成了“现代派”的代表诗人。这原因是复杂的。但我想，这和他注重诗歌艺术，使他的诗歌别具特色，有着感人的艺术魅力有关。正象他所主张的，他要穿上自做的鞋子走路，因而在新诗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屐痕。

对于戴望舒的诗歌，长期以来人们有争议。在过去，他的诗歌被视为与革命文学对垒的异端和逆流。近年来，人们摆脱了某些思想偏见，对戴望舒诗歌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但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雨巷》以前的诗作(1923一1927)；(二)从《我的记忆》开始转变诗风后的诗作，即诗集《望舒草》时期(1927一1932)；(三)诗集《灾难的岁月》的时期(1934一1945)。

据杜衡的记述，大概在1923年，戴望舒开始写诗。这一年，他在杭州宗文中学毕业，进入革命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这正是新诗由高涨趋向衰落的时候。戴望舒的部诗集是1929年出版的《我的记忆》，其中多是些情诗。在诗集的部分“旧锦囊”中，录存了他在1923到1924年的诗作十二首。在诗里，诗人抒发着孤独、抑郁、伤感、愁苦的情绪。

从标志诗风转变的《我的记忆》开始，戴望舒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这时期，由于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弥漫各地的白色恐怖，使政治形势变得异常严酷。可是，为了在地上建立红色天国的共产党人仍在战斗。在文学领域里，实现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左联的成立，使文艺界出现了新的面目。戴望舒在这时期的经历也较复杂。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四·一二”事变后，他辗转于杭州、松江、北京。1928年回上海，与人合办书店，编刊物，从事革命文学活动。1931年加入左联，旋又卷进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里。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去法国和西班牙做文学旅行。正是在这时期，戴望舒出版了诗集《望舒草》，发表了《望舒诗论》，在三十年代初期的诗坛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戴望舒的一部诗集，是1948年2月出版的《灾难的岁月》，共收诗二十五首。这些诗写于1934年底到1945年5月。这时期正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我国人民被迫进入全面抗日战争，并走向胜利的阶段。

七·七”事变后，戴望舒在1938年到了香港，与进步文化人士在一起，编刊物，从事抗日的进步文化运动。香港沦陷后，他未能及时撤离，被捕入狱。国土的沦丧，民族的危亡，个人在敌牢中受到非人的凌辱，使他觉醒了。1939年元旦，他写了《元日祝福》，在诗里关怀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此后，他写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偶成》等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进入了新的境地。这时，诗人执着于现实，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交融在一起了。这些诗，好象是激励人民的号角之声，在他说来，那是奏出了变微之音。

人们期望经过年富力强的诗人的笔耕，会使诗苑给出新果的时刻，这个有才华的诗人，却令人惋惜的于1950年2月28日病逝。他的诗，在寒凝大地的十年浩劫中，自然是冰封的。但诗人的预言实现了。当凝冰解冻，文艺的春天来临时，他的诗象天青色的小花，又在春风中摇曳，供有心人去领略芳姿，品辨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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