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王兵：艺术本身只为个体经验而存在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对话

核心提示：《铁西区》、《夹边沟》导演王兵近日又凭借新纪录片《三姊妹》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但他却说这种电影不可能赚钱，只是提供一种电影经验；面对华语商业电影在世界文化中的尴尬地位，他认为中国的独立电影具有强烈生命力，值得世界电影史研究和评价。（文：凤凰网文化吕美静）

中国商业片“下流”横行 在其他文化下是垃圾

凤凰网文化：你的新片《三姊妹》入围了威尼斯地平线单元，你对它有什么期待吗？

王兵：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小的片子，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期待，再一个是刚开始做电影的时候一些东西会很在意，现在我基本上都不太在意这种东西，只要有一个场所去让一个电影能够在很多人的视野当中出现，这个电影跟很多人有交流的机会。电影节有电影节的很多游戏和规则，我觉得没有必要陷入到那个游戏当中去。

《三姊妹》剧照，来自王兵

凤凰网文化：去年贾樟柯任威尼斯地平线单元评委会主席，他当时有一个发言说“中国的电影跟世界的电影是脱节的”，你怎么看？

王兵：首先很重要的是电影在中国，在常有的大多数人的脑海里边的电影是体制化电影，也所谓的宣传片或者是商业片。宣传片的历史更长久，比如从上海时期有，然后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张艺谋，甚至于我们大多数的电视剧等等，都是这个体制电影的演化和演变，只不过在外表形式上做了一些新的包装，比如增加一些娱乐的信息，增加一些少男美女，增加一些让人羡慕的生活等等。但它的题材还是宣传性题材，这样的宣传性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氛围里我认为是可耻的，我们接受这种信息是可耻的。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定义“宣传性题材”？

王兵：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在荧幕上描述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我们把这种生活经验传递给他人，这是电影单纯的地方，也是电影有价值的地方。但是大多数我们接触的电影不是，我们传递的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信息，这种信息可能是一种教育的信息，或者历史的信息，或者集体的信息，这些电影在过去的体制里边代表意识形态的总方向，跟个人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从事电影工作的人，我们还不能去讲电影和我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地域的人是不负责任的。

凤凰网文化：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不会尝试去拍商业电影？

王兵：商业电影如果说有一定的可能性，我可能会拍，但是现在这样的商业片我不愿意拍，我们市场上流行的是一种低级趣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下流的东西，不是商业，商业也需要有规则，商业也需要有一定的人文的支撑。我们天天在做一些根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电影想表达什么的东西，你看看中国的商业片能走出国门吗？他们在其他的文化下面是垃圾，没有任何人去看。但是好莱坞的商业片不是这样，在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文化背景下的都欣赏它看它。这个东西很简单，是一个普世价值，是这个桌子上有没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放在这，有还是没有。但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变得很复杂，因为我们想欺骗别人，所以要编各种的言论各种的说法，实际上电影非常简单。

中国只有“农民文化” 个体电影有生命力

凤凰网文化：之前冯小刚在上海电影节上说“中国是一个电影的弱小的民族”，你怎么看？

王兵：我觉得不是，当然不是比较的关系，不是商品可以比哪个高，哪个低。我觉得它的差别是说，我们文化里边的人格到底有多少。所以我们自己，包括说这样话的人扪心自问一下，在我们这个地域里面，多少艺术家，多少知识分子可以自己想一想、自问一下，我们每天到底都在做什么？

另外，在90年代初中国出现独立电影，被称独立电影是因为它跟体制没有关系，从2000之后实际上这种数字电影变成个体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和西方所谓的独立电影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个体电影在全世界现在所有当中，中国的创造力是有生命力也是活泼的，而且我觉得如果将来回顾中国电影的阶段，整个个体电影群体都是值得世界电影史来研究和评价的。

凤凰网文化：也有一些电影评论人说“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城市题材”，自从贾樟柯之后，电影从农村走到县城，但是还没有从县城走到城市，你怎么看？

王兵：特别简单，这个有十多亿人口，大量的人都是农民，城市里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本身和农民是一样的。中国形成城市文化的地域和所占的人口数量非常的小，只有上海可以称得上有城市文化，北京有政治文化但是没有城市文化，广州的历史也并不长。城市文化是一种独立于其他区域人们生活之外的一种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城市，你想一想我们城市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农民又有什么区别吗？都是农业文化的传承关系。世界电影一个是不断地对电影描述世界的可能性的扩宽，另一方面是人们对现实对价值观对人文观的追寻和坚持或者对传统的继承，所以我觉得中国有一些电影并没有脱离世界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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