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赴德国，先后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4月初，其新著《<存在与时间>释义》即将上市，一百多万字，写了8年。

2012年2月27日，复旦大学西光华楼305教室，新学期堂德国古典哲学课。张汝伦带来一本黄色硬皮封面、页面泛黄的《小逻辑》，翻到某页，开始朗读40年前在淮北农村初遇即为之动容的段落——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青春是生命中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

……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觑的。

200年前德国哲学家的句子抽象、晦涩，它们的意思，对应于底下满室的iPad、触屏手机、Hello Kitty文具，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在张汝伦元气充沛、朗声动情的宣读之下，别有一种力量。

30年来，张汝伦一次次在课堂上、演讲中带出他的青春，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参照。

我看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很亲切。上海69届下乡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阳专区太和县，靠近河南省的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种不出东西。许多年后母亲说，你下乡时我们有万箭钻心之痛，是因为你不能受教育了。

父母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父亲在工厂，母亲是教师。父母平时的言行态度透露着，他们所尊重和推崇的，都是读书人。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父亲说，这是真孝。

下乡之前我基本上是以书店为家的。那时还有一些旧时代的老人——你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可能从前是洋行的职员，也可能是北洋军阀的后代——有学问。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来，一支雪茄，一根拐杖，跟我们一样，他不买，只是翻各种书，你愿意聊，他跟你聊，我初的国学知识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哲学知识也从书店里来——有人告诉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说，有个人比康德还了不起，叫黑格尔……

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春节我回上海探亲，看到《参考消息》上说，北京书店里可以买到汉译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开放了，上海一定开放，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南京东路书店，果然！那里可以买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有卢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买了好多。虽然当时接受起来还有困难，但跟平常看到的“东风吹战鼓擂”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给你打开了一种文明呵。

我儿子小时候不理解：饭都吃不饱，怎么有心思看这种书。我跟他讲：我在书里看到人类的东西，是好东西，我要拥有它。有它们做启蒙老师，还有什么话好讲，你不会只看到个人那点事，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去考虑问题。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79年，高考不理想，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这点挫折不算什么，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

说到心高气傲，小学生时代他觉得天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青年时代，“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是攀附”，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后一言不发，以至于90年代二人真正交往后，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前不久学生问他，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在哲学里，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像文学、音乐、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哲学能满足我，而且它比较难，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

对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他都有兴趣进入，“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接触西方文化越久，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

研究生时代他声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狂者进取》，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狂”。当时，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渐渐有了名号：复旦的尼采。

那时候，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问：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张汝伦答：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在学生时代，张汝伦的演讲场面很可观，朋友笑他“煽动力这么强，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求知欲、批判力和理想主义，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

1988年，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受教于两位导师：一位是Bubner教授，伽达默尔的弟子；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者。

张汝伦不止一次向学生描述Bubner教授开讲《存在与时间》的景象：教室里坐满，地板上坐满，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挪动都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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